徐奇渊：疫情后中国出现工业的第三个小时代

MeiTai

徐奇渊：疫情后中国出现工业的第三个小时代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速比较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工业增速比服务业更快一些，这是工业化蓬勃向上的过程；2014年进入新常态之后，服务业增速明显快于工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13年、2014年左右，工业增速和服务业增速大体相当。

但这当中出现了两个特别的时期，短暂的两三年时间，工业增速明显高于服务业增速。第一个时间是2003年非典以及之后的2004年，第二个时间是2008年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2010年和2011年。这是和历史发展大趋势相背离的工业小时代，它和整体的产业结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这一次疫情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看到，从二三季度开始，工业增速明显超过服务业增速，接下来有望持续几个季度。2020年疫情后又出现了工业的第三个小时代，也就是工业GDP增速再次反超服务业增速。当然，这背后是有逻辑的。

我们可以从很多指标来印证。比如工业用电量增速和服务业用电量的增速。因为工业和服务业同样一度电产生的GDP是不同的，工业用电增速在历史数据中分位数是比较高的，处于30%，高于平均水平。服务业用电量增速是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即使疫情期间也是垫底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0个行业景气指数排名显示，重工业强于轻工业，轻工业强于服务业，服务业排名靠后。

我们从供给端看到了小时代的几个端倪，那么需求端能否印证供给端发电量或者行业景气指数？

首先，在消费端我们会发现有形制成品商品的消费比较强，服务业关联的消费比较弱，比如住宿、餐饮、航空旅游等都是比较弱的。“双十一”期间，一些耐用消费品、家电数据比较好，这也得益于制造业投资在下半年明显回暖。

其次，在几架马车中，消费品这一端的消费偏向于更多的制成品，服务业消费偏少。固定资产投资更多倾向于有形工业制成品的部门，投资也是倾向于工业的。

第三，欧美财政刺激力度非常大，出口扩大，这一轮中国享受的溢出效应比较大。

出口带动了我们的工业和制造业，其实还有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的进口替代也非常明显，比如一些重卡，包括重卡发动机，原来是靠进口，现在国内一些制造厂商的产能扩大，生产时间拉长。

出口扩大、市场份额急剧上升和进口替代这些因素共同带来了国内工业制造业进一步强化。

这些形成了我们的一个逻辑，最后我们看到，在需求端更倾向于工业部门，而在供给端GDP或发电量的指标上，工业品部门明显强于服务业部门。

这次的小时代和前两次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次工业小时代是中国刚加入WTO，海外市场需求很强劲，环境比较好。第二个小时代是财政货币超级宽松。

对应前面两个小时代，第三个小时代有什么不同呢？一是海外需求没有那么强劲。二是国内的环境，保持了政策定力。当欧美其他国家大举进行财政刺激的时候，供给能力跟不上，刺激更多的溢出效应流到了中国，而在2009年是相反的。

中新经纬 作者 徐奇渊(中国社科院世经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

(本文根据徐奇渊12月17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月度数据分析会”上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