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朱镕基改革旧事 解读本轮中国金融开放

凡人

重温朱镕基改革旧事 解读本轮中国金融放开意义


近来，欧美媒体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中国开放演讲做出“了无新意”的评价，认为其具体措施不新、实施时间不清、推行方式不明，怀疑又是空头支票，并指出针对演讲的市场反应实属误判。

然而，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演讲第二天又给出了金融业开放时间表，不仅较清晰地明确了金融细分行业的开放时间，同时还将之前已公布的开放计划提前。本次金融开放包括银行、证券、期货、资产管理和保险等诸多行业，未来数月将放宽或取消其中的外资控股限制。

这一突破不禁令人想起当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就中国入世（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坚持的两个“50%决不能让步”。那时以来已近20年，中国开放金融然后倒退，外部机构进入然后退出，甚至一度使得退休的朱镕基一改常态，高调出书，“迎击反改革集团”。

如今中国重提旧事，不仅将实现由倒退到继续开放的彻底转身，还将继承并加强当年朱镕基主导的金融开放。那么，本次金融开放，仅仅是欧美媒体所说的空头支票，还是像中国入世那样将实际推行呢？其实，至少有以下两点因素支持后一结论，它们体现出中国政府开放金融的真实需求和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外部开放倒逼内部金融改革

当今的中国金融市场存在很多严重问题，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鉴于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期，成功的金融改革对竭力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北京政府来说是非常诱人的。

中国金融市场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其根源来自人为的市场分割。一面是上市制度落后，乐于给不缺资金的企业锦上添花；同时资金雄厚的国有银行不思进取，满足于给国有企业贷款。另一面是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无门，间接融资乏术；而融资渠道顺畅无忧的国有企业则饱受低效之讥，前两年的大型集团则把轻易到手的信贷到海外投资成“中国傻钱”。

最应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金融市场却实现了如此讽刺的融资错配，可强大的中国政府自身对此也无能为力，行政命令正是造成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精密的金融市场问题还是需要市场机制来解决。

中国内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一直有声音要求开放金融市场。引入的外部金融机构有机会与中国本土机构平等竞争，在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同时，还能以更优惠的融资条件抢占更广阔的市场份额，从而在改进中国市场资本配置效率的同时迫使养尊处优的国有银行改革以提高效率——就像它们当年面对国内移动支付时那样，将来可能会再次发出“弱势群体”的荒诞自嘲。

当然，要想达到内外部金融机构充分竞争的效果，中国政府也需要放宽管制，比如利率、汇率和资本方面的管制，这就涉及到下面要提到的第二个因素。

金融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国际化是中国政府中“市场改革派”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随着他们在中国现政府中的集中，北京也逐渐将经济国际化纳入必做事项的名单中。

平心而论，这的确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美元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并不公平——美国国民低储蓄率高消费、美国政府高赤字高债务率，美国的国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全球承担；美国使用这一特权也并非那么顾全大局，且不说美国量化宽松使得全球持有的美债贬值，世界经济至今还在美国滥用货币特权所造成的金融危机余波中复苏。

中国推行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从长远来看，有必要避免在下一次危机中被再次波及；从中短期来看，则可减少与其他国家间的货币兑换等交易成本，从而更顺畅地开拓新的贸易市场和投资区域。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政府为实现经济全球化，有必要开放金融市场——这可以一方面有效地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另一方面，就像上面所说的，倒逼利率、汇率和资本等方面的管制。这两方面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条件。

从上述两点来看，中国政府是存在推动金融开放的真实需求的，中国继续发展需要金融开放。然而，开放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中国的金融监管仍有待加强，金融市场不能一步到位的全部开放；另一方面外部金融机构的中国市场份额需要时间来积累。

同时，就像欧美媒体根据以往经验所担忧的那样，中国的金融开放目前仍基本处在计划阶段，仍需要看具体行动；同时不排除开放后出现新障碍乃至开放后退的可能。这些都在上一次金融开放时发生过，而未来则一如既往的神秘而未知。

撰写：狄戎